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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25 10:48:52 来源:重庆森林

上海友联注册成立于2001年6月,但其执委会早在2000年8月便已成立,成员有王宏、张业光、李强、唐万川、赵戈飞等人;其时的安排本为王宏负责金融机构,唐万新负责产业整合。友联创建之初主要由王宏负责。但在2001年底之后,唐万新免去了王宏友联执委总裁的职务,自任总裁。

自此,上海友联替代金新信托,成为德隆委托理财庞大体系的中枢,金新信托转而成为上海友联旗下的一颗棋子。与此进程相对应的,是委托理财客户由新疆“10万投资者”为主、转而变为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从国企到上市公司到个人投资者无所不包的集合;而风险亦由过去高度集中于德隆一家,分散至友联控制的十余家金融机构。

“金新信托出现危机后,解决的办法只有不断地用新的资金去补充旧的资金。友联就像一个飞快转动着的车轮,已经无法停下来。”王宏在法庭上说。

尽管不复以往的战略重要性,金新信托仍然是唐万新最重要和最忠实的棋子。唐的笔录显示,金新2000年的“融资任务”为30亿至40亿元,从2001年起,每年均为50亿元左右,直至案发。

在友联统一指挥后,金新的融资任务一直“完成得很好”,每年均超额完成。从1997年设立到2004年4月,金新信托的融资总额达300多亿元。

金新的“融资”主要用于投资股票和兑付到期委托理财。唐万新供称,2002年以来,金新融来的钱90%供自己兑付到期客户,10%的富裕资金由他决策投向。

自2002年1月接任友联总裁后,唐每天下午4点在上海德隆大厦五楼会议室召开资金头寸会,明确当天各个金融机构兑付的客户资金的余额,决定第二天需要作的紧急兑付,由张业光负责具体执行。

至案发,友联从金新一共调走57亿元资金,其中23亿元用于国债投资,12亿元通过“德隆系”四家壳公司上海西域、中极公司、创索公司、创基公司,买进“老三股”,10亿元直接购买“老三股”。

在金新信托开庭的同一个星期,对宁夏伊斯兰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及多名高管的起诉,亦在银川开庭。

据起诉书指控,伊斯兰信托从2002年3月至2004年6月,在上海友联管理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的指使和操纵下,以承诺保底和固定收益率为诱饵,向202家机构和133名个人变相吸收资金29.8亿元。

据称,这些资金主要转入由上海友联控制的德恒证券有限公司,用于购买股票、国债,支付信托合同本金、利息及业务费。至案发时,仍有十多亿元资金未能兑付;包括伊斯兰信托董事长杨汝臣、总经理孙卫在内的九名高管亦被列为被告。

“德隆系”在伊斯兰信托实际控股40%。伊斯兰信托根据公诉方的调查和唐万新的讯问笔录,除了委托理财,伊斯兰信托的另一个融资渠道是向银行拆借,事涉昆明市商业银行和银川市商业银行。

据唐万新讯问笔录所言,伊斯兰信托与银川市商业银行有长期合作关系,因此可拆借资金,但一则需要伊斯兰信托股票质押,二则拆借量有限。为放大资金拆借数额,唐万新通过其影响力,使昆明市商业银行向银川市商业银行拆借5.5亿元资金,再由银川市商业银行将这笔资金拆借给伊斯兰信托。

之所以如此费尽周折,正如唐万新所说,“是因为信托公司与外地银行拆借限制太多。而银行间拆借没有限制,信托公司与本地银行之间的拆借限制也较少。”

前述5.5亿元来自昆明市商业银行的拆借资金,在友联公司的统一调配下,一部分用于伊斯兰信托兑付到期委托理财,绝大部分则用于友联旗下其他金融机构的兑付。唐万新还供认,除了三方理财业务的资金,伊斯兰信托绝大部分资金都委托给了德恒。

随着金新信托案、伊斯兰信托案庭审结束,加上月前结束的德恒证券案、中富证券案以及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案审判,对“德隆案”的系列刑事诉讼已进入倒计时。

唐万新本人的供述,已成为这一系列审判中控方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如果不是有这一系列供述,公诉方仅以大量的委托理财合同书证,并不能让公众充分了解事实的真相。这些供述也成为“德隆系”当年干将、今日被告们的救命稻草。

辩护律师们反复引证唐万新在笔录中所言——“我是实际控制人,负责决策和指挥”——来证明其当事人不过是执行者。千夫所指,皆为唐万新。一位辩护律师说,揭开金新信托的面纱,只有三个字——“唐万新”。另一位律师则将唐万新称为“导演”,金新信托不过是他“导演的一出戏”。

中国日报网站消息:伊拉克警方10月3日透露,当日,伊拉克石油部长易卜拉欣·巴赫里·乌鲁姆险遭暗杀,他所在车队遭到一枚路边炸弹袭击,虽然乌鲁姆本人逃过暗杀,但他的三名保镖在这起袭击中丧命。

乌鲁姆的发言人吉哈德称:“部长准备去拜伊吉参加一次活动,不料遇到了路边炸弹。”吉哈德本人也在石油部长车队上。拜伊吉是位于巴格达以北180公里的炼油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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