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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1 08:16:55 来源:重庆森林

奉节苏龙寺煤矿矿主在清理风暴中由于用5000元买通了新政乡乡长,一个不具备安全开采条件的煤矿竟被默许生产。

“打击非法煤矿和打黄扫非差不多,隔一阵又死灰复燃,很难根除。”张戈宁说,不少矿主大搞“游击战”,执法队花一天时间到达矿井所在地,违法者早已“鸟兽散”。

事实上,摆在执法人员面前最无奈的困境是,不少非法煤矿和由非法煤矿包装成的“合法煤矿”,之所以敢胆大妄为,其根源在于官商勾结,官员为煤矿提供保护伞,煤矿则成为官员的摇钱树。

9月28日,奉节一小煤矿主孙庄民(化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在奉节县城,满街跑的豪华轿车多数是煤老板的车,而煤矿主的暴富与打点当地政府官员密不可分。至于官员与矿主之间勾结的方法则是各式各样,除了部分官员有股份在矿上或是直接受贿外,更多的“合作”是根本不会留下任何帐面痕迹的。

“我听说有一个矿主一年‘借’出去好几部小车,平均每部都在10万元以上。至于干部到矿上吃喝玩乐,少则四五千元,多则上万元更常见,矿主结帐。双方都不打条子,谁知道?”

赵书平则告诉记者,目前这批自动到纪检部门申报的24名党政工作人员都是投资入股煤矿的。除了一位是粮食系统的国企负责人外,其余主要是煤矿所在乡镇的工作人员,其中有领导干部如副乡长、乡镇党委副书记等,还有少量县级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直接要钱要物相比,这种方式赚头更大也更稳定,并演绎出不同的花样。

第一种情况是政府干部独资办矿当煤老板。这次奉节的24起案例中就有两起这样的情况,煤矿由乡里的在职干部投资,没有其他股东,完全是由政府官员的家属出面承包、经营。“这两个矿根子很深,从80年代就开始经营,投资额高达1900万元。”赵说。

第二种情况是政府干部入股煤矿,其中干部入股既有实实在在的出钱入股,也有不出钱,只占股份的“干股”。赵书平介绍,此次奉节县干部自动出来登记的案例中,都是入的实股,入股金额最少的5万元,多则几十万元。有一个干部甚至投资了多个煤矿。奉节县朱衣镇一个乡镇干部,从1995年就开始和几个朋友合伙开采煤矿,至今已在奉节的两个规模较大的煤矿拥有股份,他个人投入的资金有60多万元。

孙庄民告诉记者,在奉节,年产1万吨的煤矿年一般利润不低于五六十万元,一座6万吨规模的煤矿,年利润甚至上千万元。上述自动出来登记的乡镇干部中,有的一掷手投资就是上千万元,投资入股煤矿的高回报对官员们来说,“比抢银行还来得快”。

而对煤矿老板来说,现要取得一个煤矿的采矿许可证,还有其他各种资质的投入至少需要几百万元,每年的运输、工资、材料管理、培训等成本至少也要几十万元,“如果不找关系,很多煤矿根本开不起来”。此外,奉节大多数小煤矿的安全生产都过不了关,“如果‘朝中’没人,一遇到检查就会被罚款,甚至停工,那损失就更大了。”

那么,既然可共享非法暴利,奉节的部分官员干部们又为何“心甘情愿”的前来“自首”?

赵书平认为,这主要是近期煤矿利润发生了变化。因为奉节取缔非法煤矿后,一个产量1万吨以下的合法矿,如果严格按照规范生产,一年下来有10万元的赚头就算不错了。因此,不少政府干部在这次整顿后发现分红大为减少,有的煤矿甚至出现亏本经营,所以部分官员在风口浪尖时选择退出,以保住公职。

奉节多起官商结合案例已经被暴露出来,但赵书平依然高兴不起来。他说:“自觉申报已反映出很多问题,但下一步要清查那些藏在暗处的官商,却是难上加难。”

此次奉节官员自报便已清查出2000多万元的官商投资金额,但迄今却只有274万元真正撤资,这远未达到国务院规定必须限期全部撤资的要求。

赵书平认为,目前最大的操作难点是官商投资难以界定。比如国家干部全资投资的煤矿,算不算在这次“清查政府官员入股的煤矿”的范畴?如果算,那么奉节两位干部投资的煤矿就必须全部撤资并关闭。

另外,退休干部纳不纳入这次“入股煤矿”的清理范围?文件指的是“国家机关人员和国企负责人”,并没界定在职或退休。

9月27日,重庆市煤监局办公室主任黄凯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该局自查自纠后,没有一人参与入股煤矿。他同时亦坦承:“官商入股煤矿,很难找到关键证据。因为官员一般会用配偶、父母、儿女等亲属的名义入股,有的甚至是用化名入股。除非有重大事故,否则很难暴露。奉节有的官商甚至想通过假离婚来逃脱罪责。

赵书平还提出,这次清查参与部门众多,部门间的协调也是一大难题。如重庆市的管煤清查,就涉及纪监、安监、煤监、经委、工商、公安6大部门,部门过多,则容易产生互相推诿。而各区县在清查过程中,也不排除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障碍。

因此,赵书平认为,下一步的官煤清理应多发挥社会和舆论监督作用,鼓励群众踊跃对官煤勾结进行举报。

国务院研究室工交司司长陈全生认为,煤炭开发秩序的混乱现象,说到底是目前产权制度不合理造成的。矿业权真实价值的缺失,带来了管理者对资源宝贵性的长期忽视。资源配置方式未能真实地反映资源获得成本,造成了煤炭行业发展的散乱无序和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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