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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17 22:04:36 来源:重庆森林

6月24日,星期五,华南普降暴雨。与此同时,一场更猛烈的暴风雨袭击了位于广州科学城里的南方高科有限公司:由于欠长沙一银行2000万元未能如期偿还,位于广州远郊的该公司生产线和仓库被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查封。经销商和原料供货商则闻风而动,纷纷追债,南方高科总部大楼进入紧急状态,在暴雨中“摇摇欲坠”。

“南方高科要关门了,但不会是最后一家。”与南方高科高层往来密切的张某对本报记者表示,手机行业在为之前几年的疯狂还债,“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他引用电影《无间道》里的台词说。

2005年3月6日,广州已很炎热,郊外的凤凰城,南方高科总裁陈震高高举起了手中的酒杯,他要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们畅饮一番,南方高科推出了代号为“猎豹行动”的新计划,企图最后一搏。红色液体的流动中,陈震的脸微红了,与经销商们回光返照般热闹的场面截然不同,陈震很清楚由于市场的持续萎缩,自己身后已是数亿债务,这一次出击,犹如与资金黑洞的赛跑,生死攸关,能否抓住最后机会从手机行业的集体滑落中挣扎出去就看这一搏了。他微摇酒杯,向一旁的大个子走去……

大个子是这一天与“猎豹计划”同样重要的主角——刚刚从康佳空降过来的销售总经理王宝森。“我和王总是一面之缘,我很欣赏他。”陈震看着身边的王宝森,介绍给每一位前来打招呼的人,此时王的前任陈丹却消失在这个新春后公司的热闹酒会中。陷于被动和困境中的陈震显然对旧营销体系极度失望,期待王和他的新队伍能把南方高科从泥沼里拉出去。

但是资金匮乏的硬伤却让陈震和王宝森的猎豹计划搁浅。“他们根本就发不出货来了!”南方高科一名非常重要的市场合作伙伴赵先生向本报记者透露:“南方高科的手机这几年在我这卖得不好,其实就算好的话,今年以来也供不出多少货,他们的生产能力已经出了问题。”

资金困局最终上升到查封丑闻,陈震表示,感觉一下子“蒙”了。如果还记得起3月6日那一场酒会的话,陈震一定会感叹:手中的那杯酒最终还是苦酒。

陈震在危局前夕盲目喝下自酿的苦酒不止这一次。2004年,嗅出山雨欲来气息的陈震开始谋划战略转移,湖南长沙进入他的视线。当年4月26日,他在长沙一口气推出28款手机,启动“龙腾数码”战略,先后成立电脑、信息技术、数码电子等公司及东莞协科注塑有限公司,一下子把产品线从移动电话扩展到电脑、MP3、液晶显示器、移动增值、数字电视等几乎所有热门领域。同时花1000万美元与长沙经济开发区签订项目合作协议,规划年产值50亿元以上的南方高科长沙数码科技园,以致湖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国军、长沙市副市长黄中瑞等当地领导均出席了陈震的新闻发布会,陈震一时风光无限。

但是,表面的风光恰恰是苦酒的第一口。这些新上马的产品到现在几乎都不了了之,多元化投资打了水漂。“南方高科长期以来产品单一、抵御风险能力差,作为领军人,陈震急欲将南方高科带上正轨,但是战线拉得太快太长,补药下得狠了,反倒伤了自己。”张某说。这时,第二大股东电子七所又闹出了退股风波,手中20.41%的股份作价6000万元人民币出售,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事情最后以广州市国资企业——凯得科技挺身而出注入亿元资金了结。

“政府背景企业就是这样,市政府有那么多资金窗口,南方高科缺钱了,自然会有人给补上。”这是南方高科内部人士的说法。南方高科一直无法真正摆脱资金匮乏的阴影,而且对政府的依赖也让企业埋下了内功不足的隐患,直至如今闹出大事。

陈震有很深的CDMA情结。“联通投200多亿一定是拼了老命也要把CDMA搞起来的,我们的盘子跟联通比起来才多大?而且联通还是国家扶持的企业。所以我们要跟上,这是一个机会。”这是2002年陈震的一番话。正是与联通CDMA共进退的战略思想把陈震和他的公司送上了曾经的高度,随即又跌下云端,陷入困境。

2001年7月3日陈震接手南方高科,7月8日即往北京,通过各方面努力,拿到CDMA牌照。到了2002年,南方高科的CDMA手机市场占有率达到了10%以上。根据赛迪顾问的统计数据,2003年,南方高科CDMA手机卖出了72万部,处于逐月上升的态势。然而,进入2004年,这一数字突变为46万部,排在第六位,占有率下降到仅5%左右。2005年第一季度CDMA手机销售竟然不到1万部。这条统计数据的曲线实际上也就是南方高科在陈震上任后的发展轨迹,可谓成也联通CDMA败也联通CDMA。一方面联通倾力打造的CDMA网络自身发展很不顺利;另一方面,2004年某型号手机返修率竟然高达80%,公司一下子亏损出去近亿元,这影响了在联通采购中与竞争对手的地位对比,也失去了市场的信任。“南方高科是靠CDMA立市的,现在也是毁在CDMA上,整个围绕于此的企业曾经的价值体系都崩溃了,信心尽失去。”赵先生评价。

连日来,南方高科高层对于查封事件的共同解释是:这是国产手机大环境造成的。这话的确不假,在南方高科陷于风波之中时,国内几个老牌手机企业市场业绩仍然持续下滑。位于东部沿海的某大牌手机企业员工日前对本报记者透露惊人信息:近一两年来,该企业中层以下人员流动比例达到80%,市场表现的不理想使得员工对企业丧失信心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南方高科2005年内也同样经历着人员思变的情况,营销骨干孙利民、陈丹,研发骨干汪紫荆等先后离去,研发中心目前的人数还不到原来的一半,国产手机业集体面临的“信心丧失”是南方高科落到今日田地的一个注脚。

“国产手机企业前几年的风光很大程度上是用一种投机的方式建立的。”国内一手机产业资深人士揭露,从韩国购买大量廉价的现成产品,贴上自己的品牌,是手机企业在那个所谓黄金年代掘金的通行手段。这种近似“变相走私”的行径在赚取大量快钱的同时,造成了国产手机质量的低劣、售后服务难以跟上以及技术的滞后,最终导致了品牌的沦丧,市场的萎缩和盈利水平的低下,“国产手机是在为那几年的疯狂发展还债。及时转变的躲过一劫,执迷不悟或变化不及的就被淘汰。”

陈震和他的伙伴们似乎属于后者。企业内外对南方高科信心已失,所以区区2000万元也会引起银行恐慌,换来一纸查封命令。

实际上在展开猎豹计划的前后,深陷困局已久的陈震就在积极寻觅另一条道路:合并重组,投入有实力的企业怀抱。这其中既有陈震对企业发展负责任的思考,也或许有当地政府的意志。而合并重组的对象究竟是谁?这在此次南方高科查封事件爆发后愈发引起人们的关注,毕竟这是南方高科走到今天,将死不死时尚存的最后一丝希望。

据本报记者掌握的材料,在广州科学城内与南方高科毗邻的广州金鹏才是最有可能的东家。广州金鹏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移动通信设备供应商之一,无论在产业互补性还是地域接近性上均和南方高科有着紧密的联系。此外,广州金鹏实际上就是南方高科的第三大股东,而2004年退股风波中为南方高科及时输血的凯得科技则是广州金鹏的第一大股东。更重要的是,两家同为广州信息电子产业的标志性企业,从城市竞争的角度来看让他们合并在一起,对于保护广州现有的电子信息产业格局也有着莫大的好处。因此可以想像广州地方政府会有怎样的考虑和运作(可参见本报2005年1月31日A27版报道)。

金鹏集团总裁陈卓新日前对外称,并不知道金鹏与南方高科谈过重组一事。但有趣的是南方高科有关人士却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正如本报今年年初所披露的,的确就是广州金鹏!

根据陈震的披露,南方高科目前的负债大概有几个亿人民币,但这对于年销售合同额超过30亿元名列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第44位、中国企业500强之一的广州金鹏来说并不是什么大事。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接受南方高科,无论对于广州金鹏或者别的企业来说,其现成而完备的G网和C网手机牌照以及南方高科多年耕耘之下已经形成的手机品牌和营销体系,都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正如中国手机企业论坛主席乐业生所说:“手机业自诞生之日起永远都是朝阳行业,2G后有3G,而且人手一部,消费数量巨大,谁不渴望!”

新华网纽约7月1日电(记者薛彦平)由于市场担心石油输出国组织推迟增产措施的实施时间,纽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在连续3个交易日下跌后1日再次大幅回升。

纽约商品交易所当天收盘时8月份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5美元,达到每桶58.75美元。同时,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8月份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扬1.96美元,每桶升至57.54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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